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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山乡巨变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面镜子

文艺报 | 2024-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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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以来,中国的乡村发生了数次巨大变化,都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经典作品,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是最根本的巨变,但尚未得到充分的书写。“土地改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也结束了因土地分化而带来的历代王朝兴衰、治乱的循环,开启了中国史的新一页,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了这一伟大变革。“合作化”是新中国成立后为避免土地分化而采取的集体化措施,也为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柳青《创业史》、周立波《山乡巨变》、赵树理《三里湾》等经典作品为我们描述了这一社会进程。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在合作化所奠定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调整了生产的组织形式,这就是“包田到户”,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这一政策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乡村经济得到了极大的繁荣发展,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高晓声《陈奂生上城》、路遥《平凡的世界》、贾平凹《浮躁》、何士光《乡场上》等作品为我们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与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这些乡村巨变每一次带来的都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根本性调整,以及乡村面貌天翻地覆般的巨大变化,对比鲁迅小说中旧文化统治下的乡村世界,以及茅盾小说中濒于破产边缘的乡村经济,土改以来的乡村叙事展现了中国乡村新的活力与新的前景。

  新时代山乡巨变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新时代山乡巨变是这些变化的积累与延续,也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从整体上改变了中国乡村的面貌,中国乡村正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中国乡村正在走向城镇化与现代化,中国也正在从“乡土中国”转向“城镇中国”,现代性的法制、教育、医疗、交通、物流与基础设施等进入乡村,彰显了时代的巨大进步,但是另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与农耕文明也受到巨大冲击,乡村中“家族中的人”正在转变为现代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人”,传统的时间观念、空间观念、家庭观念、生育观念等,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也正发生着巨变。农村土地作为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现代经济中已大幅贬值,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整体中的比重也在降低。新时代的新观念与新技术,也在同步塑造和影响着新时代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农业机械的普遍应用大幅降低了传统农业的劳动强度,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新概念重构了乡村的食品观念,微信、抖音、拼多多等APP的使用正在重塑新的生活方式与新的人际关系模式,“空气可以合成粮食”“细胞可以培养肉”等可能的技术进步也在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

  当前中国乡村中不仅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也有逐步发起来的工业文明,还有飞速发展的信息文明,在西方数百年历史上逐渐演变的农业、工业、信息等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明体系,在当前的中国乡村中彼此共存共生,互相冲撞激荡,混杂糅合在一起。现在的乡村中既有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也有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的矛盾与和解,包蕴着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可能性。

  我们说新时代山乡巨变是最具根本性的变化,就在于在我们这个时代,传统的中国乡村正处在逐渐消亡或走上新生的历史性时刻。在20世纪文学史上我们看到的传统乡村,有其内在的生活秩序、逻辑与观念系统,这是宋明理学下沉到乡村所奠定的礼治秩序,已有成百上千年的历史,也是费孝通《乡土中国》等著作所描述的中国乡村与中国文化的特点。但进入20世纪之后,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传统乡绅“耕读传家”的仕进之路被终结,他们不得不去城市谋求新的出路,或经商或留学,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乡村依然是传统文化的聚集地,但越来越多的文化阶层从乡村走向城市,造成了乡村空间的文化衰落。这也构成了中国城乡之间文化差异与矛盾的缘起。此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包田到户等诸多社会变迁,中国乡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些巨变还都是乡村内部土地关系、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而新时代山乡巨变改变的则是“乡村”及其存在状态本身。

  山乡巨变为文学创作提供广阔天地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不少村庄的存在形态正在消失,而转变成为了城市中的街道或社区,在现代化的视野中,传统乡村中的人际关系、伦理秩序与生活观念也在经历巨大的裂变,这都是此前的巨变中所没有或极少见到的。可以说这一巨变较之土改、合作化、包田到户等更具根本性,也更具历史性,可谓千年以来中国乡村最大的变化,其中蕴含的深层意蕴与意义可能尚需时日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城乡关系的变化。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谈到,在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区别不仅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在于来自不同的文明视野,或者说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等现代核心命题在中国社会内部构造出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乡村”与“传统”“中国”联系在一起,而“城市”则与“现代”“世界”联系在一起,城乡之间的差异(包括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差异),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差异、“中国”与“世界”的差异。而伴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的推进,城乡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弭,那时的乡村必将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但传统的中国文化将在何处立足,或者我们能否发展出一种适应城市生活、现代生活的中国文化?这将是对我们的巨大挑战。

  新时代山乡巨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面镜子,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但我们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不能仅就新时代写新时代,而要有历史感与未来感,这样才能从整体上将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阶段加以把握;也不能仅就乡村写乡村,当代乡村涉及到的问题是与城市、中国、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需要有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切身的体验,才能真正认识到当代乡村正在发生什么。以脱贫攻坚为例,我们说“中国乡村正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看似简单,但这却是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普通人也能吃饱穿暖的时代,即使史书上称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下层老百姓的生活也极为艰难;但对于文学来说,我们也面临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书写富裕或正在富裕起来的农民,如何描绘他们的生活变化与内心世界。在鲁迅、茅盾等人开创的文学传统中,我们有描写穷苦、穷困农民的丰富经验,但在文学史上我们是第一次面对摆脱绝对贫困的农民,这是对当代作家的巨大挑战。

  再如土地与人的关系,在描写土改、合作化、包产到户的经典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与土地的深厚感情,“我们终于分到了土地”,一句话蕴含着千百年的梦想和一个时代的最强音,曾经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但在我们的时代,土地与人的关系却变得逐渐疏远了,不少人摆脱土地进城打工,或者在乡村从事其他行业。这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说是进步,但从土地与人关系的角度,我们正在经历的却是极具历史性的时刻,也是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戏剧性转折,我们该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乡村的城镇化与现代化,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必然,但从中国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则值得再思考,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根据地,当更多的人成为“城里人”之后,我们如何在新语境中传承与发展传统?

  以文学参与构建崭新的时代文化

  这些都是我们在新时代必须面对与思考的新现象、新问题。只有从各个角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经验,我们才能书写出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史诗。这也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要性与价值所在。传统中国文化建基于传统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之上,经过近两个世纪的艰难探索,在我们进入新时代之后,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社会结构由“家-国”转变为“人民-国家”,生活方式越来越现代化,必然要求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新的中国文化。这种新的中国文化必然与传统中国文化不同,但又是在传统中国文化根基上生长出来的,也必然与现代西方文化不同,而有着中国人独有的底蕴、胸襟与情怀。

  只有构建出这种新的中国文化,现代中国人才能摆脱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挣扎彷徨,才能真正实现安身立命。目前这种新的中国文化尚处于理论构建阶段,这就为新时代文学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空间。与理论建构需要缜密的思考、理性的分析不同,文学创作与活泼泼流动的生活、鲜活的经验与个人的直觉贴得更近,文学可以深入纷繁复杂的生活及其不同侧面,不断发现新的经验、新的矛盾与新的现象,并以独特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经验的基础和美学的向度。

  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学,也在于以文学的敏感与先锋性走在时代的最前沿,发现新时代山乡巨变蕴含的深刻意涵,并在构建新的中国文化中发挥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这也正是鲁迅等新文学的开创者在他们那个时代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在今天应该继承他们的传统与精神,在对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书写中凝聚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凝聚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凝聚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作者系《小说选刊》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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