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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中的沉默与自由的奔跑——读宇澄长篇小说《三十三岁的决心》

文艺报 | 2024-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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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岁的决心》,宇澄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11月

  2022年,一首名为《我来人间一趟》的歌曲,唱出了现实与理想间的悖论:“一路上跌跌撞撞受过不少伤/再回首半生已过犹如梦一场/我望着天空愈发地迷茫/不知道未来究竟在何方/一辈子匆匆忙忙虚度着时光/所谓的诗与远方还只是奢望/我随着人潮四处在漂荡/心中的话却不知和谁讲/我来人间一趟本想光芒万丈/谁知世人模样只为碎银几两。”这首歌唱出了人生的无奈,在直击人心的同时,带来无尽的人生感喟。

  宇澄的长篇小说《三十三岁的决心》,开篇即揭示出“90后”京漂女孩王慧敏为“碎银几两”陷于繁杂工作的日常。在三八妇女节这天,她不仅没有得到早下班的小小福利,反而成为“背锅侠”,既要消除不当营销引发的舆情,又被取消了奖金。尽管无辜和委屈,但她却不敢表达反对意见。多年职场生活早已让她百炼成钢,她放弃了幻想,“成熟理性”地衡定自我:“干不成什么大事,更不奢望成为什么大人物。拿着税后刚过万的月薪,只干自己分内的活,不抢活儿也不推活儿,既不对项目的热搜热度血压上升,也不对扑街的寥寥互动数据紧张。每个月最踏实的瞬间就是工资入账的通知短信……勤恳谨慎地打一份工,就已经用尽了毕生力气。”在生存的需求下,王慧敏将自我嵌入资本发展的链条中,在无可避免的同质化和秩序化过程中,属灵的自由和主情的浪漫成为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念想。比如她少年时曾痴迷乒乓球,然而父亲认为这项运动无用,在他的阻止下,王慧敏只能放弃爱好。凭借心无旁骛的苦读,她得到了研究生的学历,并在梦想中的大都市北京谋得一份工作。然而,京城米贵,居之不易。工作多年的她,依然是无房、无车、无伴侣、无理想、无人际关系的“五无”青年。站在33岁的人生节点上,王慧敏在“生存以上、生活以下”的疲于奔命中,散发出老气横秋的暮气。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王慧敏害怕被资本市场淘汰出局,在巨大的恐惧和不安中,战战兢兢而又谨小慎微地活着。作者通过对王慧敏现实生活和精神困境的揭示,诚实客观地描述出一代人倦怠的生活态度与方式。这种态度与方式的形成,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她们的性情禀赋,而是更多来自社会的规训,其中暗含着对社会结构性压迫的怨念和反抗。

  雷蒙·威廉斯认为,“情感结构”具有时代性,是人们对置身其中的生存环境、时代氛围、社会风俗等做出的反应和由此形成的共同感知与相似经验。王慧敏并非个例,可谓我们时代职场打工人的典型代表。与职场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明哲保身相较,她在亲情、友情和爱情中也保持着疏离谨慎的态度。王慧敏的父亲愚昧自私,满脑子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对女儿唯有指责和冷漠,在王慧敏中考那年,他与母亲离婚并重新组建家庭,将全部的父爱投注到儿子身上;王慧敏的母亲虽然关爱女儿,但却以自己的理念认知和掌控着女儿的生活,她将婚姻破碎的原因归结为女儿的性别,以怨妇心态吐槽前夫的种种行径。母亲并未真正理解女儿,更不认可女儿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自认为正确的说教干预女儿的人生。原生家庭的破碎与父爱的缺失,造成了持久而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王慧敏的隐忍、清冷和小心翼翼,无声地确证着缺爱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所具有的人格特质。作者借由小说这一另类的探测器,指出了中国式家庭中的父母在情感与教育方面的偏狭和局限。百年前,鲁迅曾满怀忧虑地提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命题,百年后,鲁迅所批判的父权制和陈腐思想依然顽强地存在。严格说来,我们的很多父母是不合格的,甚至成为子女成长道路上的异己力量——最初的伤害和最深的创痛均来源于父母,致使后辈的人生充满磨难,再也无力肯定一种信赖、朗健和积极的人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慧敏的成长道路上,她敏锐地感受到了家庭和社会对女性的性别压迫,女性作为“第二性”,始终处于被压制、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地位。男权文化依然如幽灵般蛰伏在人们的头脑中,即使是现代的知识女性,也无法挣脱“幽灵”的罗网。宇澄以细腻而冷峻的语言述说了王慧敏、刘亚男、程林雪子、汪梅、陈子薇等女性被男权文化挤压或异化的事实。为保住工作,王慧敏曾长时间忍受部门主管张畅的性骚扰;职场女强人刘亚男虽然工作能力出众,却因女性身份,在职位晋升中败北,无奈之下跳槽到别处;刘亚男的妈妈践守“男宝至上”的理念,虽然儿子对她厌烦和不理睬,却并不影响她对儿子的喜爱和珍重;陈子薇致力于金钱的争夺和占有,她以美貌为筹码,试图嫁入资本新贵之家,但她的男友喜新厌旧、另寻新欢,无情抛弃了不再年轻的陈子薇。无疑,陈子薇是一个精致的利己者,也是一个擅长“雌竞”的蒙昧者,更是一个可悲可叹的受害者。

  《三十三岁的决心》以细节化和谱系化的女性受难史,揭示出当下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现实。从家庭到职场,从乡村到都市,从现实到精神,女性时时处处遭受着差别化的对待,更糟糕的是,部分女性因长期浸润在这种环境中,反而习以为常,甚或成为其代理人。小说中的沈董是一位热爱乒乓球的优雅女性,她对同样喜欢乒乓球的王慧敏表现出和蔼可亲的态度。但当王慧敏勇敢揭发张畅对女性的骚扰时,沈董的态度是默然和敷衍的,甚至不无警示意味地提醒王慧敏,要以公司大局为重。公司形象与金钱资本才是沈董关注的重心,与之相较,普通员工遭受的凌辱和伤害,只是微乎其微的小事。作者以女性的身份认知和生活体悟,探究现代社会精神文明的滞后,当一切以如此集中而惊心的方式呈现出来时,我们才会发现“司空见惯”背后的种种错谬与不公。

  但是,在停滞不动的坚硬现实下,冲决与改变的力量也在蓄积。宇澄通过程林雪子、艾瑞克这些坦荡、率真、拒绝被同质化和冷漠化的“00后”青年群体,证明了现状可以改变的希望。正是有感于年轻一代的勇毅和正直,王慧敏开始敞开心扉,将自我纳入到这个青年群体中,并将之作为心灵休憩的归属之地。在这个小小的共同体中,她们手挽手、肩并肩,循着自由和诚实的道路前行。哪怕前路漫漫,哪怕失业抑郁,依然骄傲地拒绝规训和异化。小说结尾,王慧敏与一条拉布拉多犬奔跑在雪中的北京,作为机械化工业生产中的一只小小甲虫,她终于“破土而出”,喻示着个体的觉醒与新生。“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小说在对青年的信任和对未来的瞻望中,寻回了属于人的诗性正义。

  (作者系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瓯江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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