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与渊源

　　报告文学是一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文体。通常认为，报告文学就是“报告+文学”，是新闻和文学的联姻，是一种“艺术的文告”，因此，报告文学既具有新闻性，又具有文学性，新闻性又决定了报告文学必须具备真实性、非虚构性，能够提供新鲜的信息资讯，具有时效性。

　　广义的大报告文学大体相当于纪实文学、写实文学和叙事文学，它包括了传记，从属于非虚构文学创作类型。报告文学最鲜明最根本的审美特质就是真实性、新闻性。它区别于其它体裁文学作品的特征亦在于此。

　　报告文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体样式，国际上较早的现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包括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捷克记者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墨西哥爱密勒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捷克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等。这些在20世纪10—40年代在国际文坛产生较大反响的作品，通常被视为现代报告文学早期的代表作。

　　中国的报告文学，更是有着悠远历史。研究者通常认为，以《尚书》《左传》《春秋》《战国策》《史记》等为代表的中国上古或者古代的历史典籍，大都可被视为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的雏形，而《史记》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更被看作是“文史一家”传统早期的代表。《史记》等奠定了中国文学创作的纪传传统。在中国本土，由《史记》等文史合一著作所开辟的史传和历史纪实的传统延续至今。在今天的表现之一就是，出现了众多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它们也属于广义的报告文学。

　　国际上，从早期的报告文学创作，到20世纪50年代苏联出现了“干预生活”的特写作品，对扩大报告文学的影响产生了积极作用，也是报告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随后美国出现了非虚构创作潮流，六七十年代涌现了包括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等一批所谓新闻主义纪实作品。从严格的文体的意义上审视，这些所谓的“非虚构”其实都应被归入小说，但它们都披着新闻纪实的外衣出现，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反过来也对报告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的纪实文学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位记者出身的女作家创作领域涉及苏联卫国战争、阿富汗战争、核灾难等人类灾难备忘录。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被认为是非虚构纪实文学的胜利。1980年代初，非虚构创作的理念被引入中国。2010年以后，由于《人民文学》等杂志的推动，非虚构创作一度影响广泛，倍受关注，也对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中国早期报告文学的萌芽，有人认为发生于清末民初或是在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创作的《戊戌政变记》，五四运动期间冰心《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等一批纪实作品。这些作品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的萌芽。

　　比较成熟的报告文学出现于1922年，瞿秋白发表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这两部作品，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与这些作品几乎同时的，包括周恩来的《旅欧通信》、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谢冰莹的《从军日记》、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都被视为这个时期报告文学的代表性作品。

　　通常认为在1930年代，“报告文学”这个概念被正式译介到中国，有人认为它是由阿英(钱杏邨)首先引进的，也有人认为它是由茅盾率先介绍的。茅盾关于报告文学的论述一直被经常引用。他主编的《中国一日》，以及《上海一日》等都是当时影响深远的报告文学征集或创作活动。这期间，出现了像《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萧乾的《流民图》，夏衍的《包身工》等杰作，都被视为是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开始走向成熟繁荣的标志。

　　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像丘东平的《第七连》等一批为抗战鼓与呼的有影响的报告文学。解放战争时期，也出现了像刘白羽的一些反映抗战生活、歌颂抗日军民的特写作品。

　　绵延2000多年的史传传统和现代报告文学的开辟，都为新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做了理论上、艺术上的充分准备，“报告文学”这个外来词、舶来品，在中国的土地上深深地扎根，并开始日渐枝繁叶茂。

二、确名与繁荣

　　新中国70年的报告文学，如何从大的段落上划分，大致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而改革开放前30年的报告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建国初17年，在这期间出现了包括描写和反映新中国成立大典的林韦《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司马文森《新中国的十月》、华山的《英雄的十月》等作品。也有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作品，如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还有反映大陆对台湾当局的军事行动的刘白羽的《万炮震金门》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描写了在抗美援朝中涌现的志愿军的英雄形象，讲述了艰苦卓绝的抗争历程，塑造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人物，作家发自肺腑的感慨与抒情等等，都引起了读者深切的共鸣，也因此而成为建国17年报告文学的一个优秀代表。

　　建国17年报告文学另外一大创作题材就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和人民生活、社会面貌的新变化、涌现的社会新人形象，包括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王石、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魏钢焰的《红桃是怎么开的?》，穆青等人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西虹的《南京路上好八连》，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等。

　　在这个时期，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在50年代，受到苏联“干预生活”特写的创作思潮的影响，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干预生活的批评性创作，除了有报告文学这样的纪实作品外，也有一些小说。这些作品在当时都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反响，也较好地发挥了文学干预生活，直接参与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这些批评特写实际上也奠定了后来八九十年代以来风起云涌的社会问题报告的一个基石。

　　文学是时代的先行者，这个特征在新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1978年1月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揭开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大幕。徐迟的创作融盎然的诗意与深刻的思考于一体，站在时代的前列，呼吁科学的春天，呼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新时代的到来。《歌德巴赫猜想》因此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的一只报春燕。

　　随之展开的是伤痕题材和反思题材的报告文学。包括陶斯亮写给被迫害含冤逝去的父亲陶铸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张书绅记录面对刽子手英勇就义的烈士张志新的故事的《正气歌》，也包括黄宗英的《大雁情》《小木屋》等。

　　伤痕和反思报告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带给国民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奴役进行揭露和对“文革”进行历史的反思。其中影响较大的作品如胡平、张胜友创作的《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六卷本作品集。

　　与新时期文坛的文学浪潮同向而行，报告文学除了出现了一批反思伤痕报告之外，也涌现出一批刻画时代先锋、反映时代先声的优秀作品，譬如柯岩塑造的有胆有识的《船长》、理由描写中国击剑运动员栾菊杰故事的《扬眉剑出鞘》，鲁光深情赞美女排精神的《中国姑娘》，陈祖芬刻画内燃机工程师王运丰形象的《祖国高于一切》。

　　进入80年代，报告文学昂然崛起，蔚为大观，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大受读者的欢迎、喜爱和好评。报告文学的文体自足性、自立性由此确立，其在文体序列中的位置从此难以撼摇。一大批优秀的新闻记者、诗人、散文和小说作家纷纷转向报告文学创作，由此造就了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热潮。

　　在这个阶段，报告文学最受社会关注的题材主要是聚焦社会热点、焦点、症结点的问题报告。出现了如刘宾雁的《人妖之间》、乔迈的《三门李轶闻》，涵逸聚焦独生子女问题的《中国的“小皇帝”》，胡平、张胜友反映出国潮纪实的《世界大串连》，徐刚表现告别伐木时代、拒绝乱砍滥伐森林主题的《伐木者，醒来!》。还有体育报告如赵瑜的《兵败汉城》《强国梦》，贾鲁生的亲历记《丐帮漂流记》，陈桂棣反映生态危机的《淮河的警告》等。这些作品都带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注重百姓关切的社会热门话题，大多是作者亲自深入一线采访所得，题材新颖生动。每部作品发表之后几乎都产生了轰动性的社会效果。

　　改革报告和反映时代主旋律的作品亦相当壮观。包括张锲反映河南大地上的改革热潮的《热流》，袁厚春描写军队改革的《百万大裁军》，程树榛为改革家树碑立传的《励精图治》，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王宏甲的《无极之路》，杨守松的《昆山之路》等等。这些作品关注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剧烈的变化，特别是人民生活工作状态和发展趋势的变化，聚焦国家重点工程和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主潮，表现变革图存求发展的鲜明主题。

　　在历史题材的书写方面，也出现了如钱钢采访实录的作品《唐山大地震》，通过对当事人第一手的采访素材，鲜活再现地震当时的场景，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三、转折与新机

　　1992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跨世纪文学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由此揭开了由市场主导的最重大的一场经济社会的变革。这场变革直接反映到报告文学的创作上来，也影响到文学整体的发展走向，改变了文学的社会传播方式、途径及影响力。从这时开始，作家创作中的市场意识、市场导向、读者意识得到了强化。有部分作家开始为市场写作，有的甚至沦为了市场的奴隶。文学的通俗化、娱乐化功能得到了强化。在报告文学领域，特别是到了2000年以后出现了不少带有鲜明的宣传广告意味的作品。这些作品打着“报告文学”的名号，干着贩卖广告、宣传推广的活，实际上产生了败坏报告文学声誉的作用。

　　对于作家和文学创作而言，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可能会诱使一部分作家唯市场之马首之瞻，另一方面也促使作家更加注重自己作品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更加关切读者的阅读期待和阅读需求，更加注重面对读者的创作。因此它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学创作更加重视接受美学、接受期待和“理想读者”的自觉意识。在不少作家那里，文学创作开始成为一种自觉的寻找理想读者，理想受众的一种创造性活动。

　　1992年至今的报告文学创作如果从题材上观察，大致可分为时代主旋律、社会问题报告、回望历史纪实、人物传记等四大类型。

　　在时代主旋律报告文学方面，有一部分作品是描写与时代发展主题相关的时政报告，譬如90年代发表的邢军纪、曹岩《商战在郑州》，黄传会聚焦希望工程的全景式报告《希望工程纪实》，直到21世纪初何建明的《国家行动》《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那山那水》《浦东史诗》，王宏甲的《智慧风暴》《中国新教育风暴》一直到《塘约道路》《中国天眼——南仁东传》，吕雷、赵洪描写广东改革开放成就的《国运——南方记事》，蒋巍讲述中国高铁事业发展的《闪着泪光的事业》，肖亦农反映沙漠治理效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纪红建描写脱贫攻坚总决战的《乡村国是》。

　　还有一大部分是关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重大工程的文学报告。譬如李鸣生的“航天七部曲”包括《走出地球村》《飞向太空港》《千古一梦》《发射将军》等以及《中国863》，徐剑描写青藏铁路的《东方哈达》，讲述火箭军前世今生的《大国重器》，梅洁记录南水北调的《大江北去》。许晨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和陈新的《探海蛟龙》都是关于蛟龙号探海的生动纪实。反映港珠澳大桥建设情况的则有长江的《天开海岳》，曾平标的《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这些时政报告都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紧扣社会变革的主旋律，表现那些值得载入历史的重大事件、重要工程、重点项目等，大都具有突出的史志特征。

　　在社会问题报告方面，报告文学作家更多地关注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聚焦热点、难点、疑点、焦点、重点问题，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和百姓期待。

　　这其中，如何建明反映乱采滥挖国家矿产资源的《共和国告急》，反映贫困大学生生存窘境的《落泪是金》，描写“黑色七月”的《中国高考报告》，记述汶川大地震的《生命第一》，反映天津大爆炸事件的《爆炸现场》。

　　杨黎光也是一个富于思辩色彩的作家，他早年的创作聚焦贪污腐败现象，探析腐败的危害和根源，出版了《没有家园的灵魂》，受到普遍赞誉。2003年非典爆发后，他写出了《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探究瘟疫同人类如影随形的关系，反思非典的危害和人为的因素，发人深省。

　　赵瑜揭秘式的《马家军调查》，一合揭示腐败、反思腐败人物两面性的《红与黑》，梅洁反映西部女性生存状况的《西部的倾诉》，广州第一人民医院护士长张积慧所写的《护士长日记——写在抗击非典的日子里》等当年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曲兰较早关注老年人生存状态，写出了《老年悲歌》，后来还出现了一些关注留守空巢老人的作品，如彭晓玲的《空巢》、弋舟的《我在这世上太孤独》等。

　　在医疗腐败方面，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等作品相当深刻。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则是对汶川大地震的一次深入的反思，揭示出世道人心和精神道德重建的极其迫切性和重要性。同样旨在针砭社会人心的作品还包括赵德发的《白老虎——中国大蒜行业内幕揭秘》，白描的《秘境——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

　　黄传会长期关注基层百姓的生存状态。他的《我的课桌在哪里?》反映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困境，《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描写新一代进城农民工新的生机和发展走向。阮梅的《世纪之痛》、方格子的《留守女人》关注留守孩子、留守妇女的生存状态。杨晓升的《只有1个孩子》则是对失独家庭的一次人文关切和人性悲悯，也较早对独生子女国策提出了殷切的反思。

　　回望历史的报告文学，就是历史题材创作，历史纪实。这方面的作品如金辉的《恸问苍冥》、郭晓晔的《东方大审判》、张建伟的《温故戊戌年》是对抗日战争、战后审判、戊戌政变等历史事件的重写或重述。王树增的“战争三部曲”包括《朝鲜战争》《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聚焦历史上的三次重大战争事件，运用丰富翔实可靠的国家档案资料，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力图揭示历史的真相，对于读者认识和了解历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赵瑜《寻找巴金的黛莉》通过七封旧书信挖掘巴金和一个少女之间的友情和交往，刻画了一位普通少女的成长历程。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对知青一代的历史进行梳理和记录。何建明的《忠诚与背叛》则对红岩故事作了重新书写，揭示出信仰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表现了信仰的强大力量。《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则是对南京大屠杀可信的一种文学记录和反映，运用了中国、日本、美国、德国等各方面的历史文献等，力图还原大屠杀的真正面目。余艳的《板仓绝唱》通过杨开慧的遗留下来的书信还原她对毛泽东的爱情，动人心弦，令人唏嘘感慨。

　　在人物传记方面，有一些是对于时代精英、时代楷模、英雄人物的刻画和塑造。其中如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对纪委书记梁雨润的塑造，《山神》对于十几年坚持不懈修通“天渠”的老支书黄大发的用心刻画。李春雷的《木棉花开》讲述改革先行者任仲夷的故事，《朋友》追述习近平与贾大山的交往纪事，文字都很精炼、传神。张雅文以第一人称撰写的自叙传《生命的呐喊》给人以励志和鼓舞。党益民的《守望天山》讲述数十年无怨无悔守护战友墓地的感动中国人物陈俊贵的故事。李青松的《一种精神》描写一个傻子一样“倾家荡产”种树不已的企业家，陈启文的《袁隆平的世界》生动刻画了“杂交水稻之父”的鲜明形象。张子影的《试飞英雄》勾勒了一批试飞员的英勇形象。近年来还涌现出了一大批描写时代楷模、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感动中国人物的报告文学，譬如黄传会追述罗阳生平事迹的《国家的儿子》，李春雷描写新时代的雷锋郭明义的故事的《幸福是什么》，李朝全讲述盲人穆孟杰创办特教学校曲折过程的《梦想照亮生活》等。

　　除了现实人物的传记之外，还有许多是关于历史人物的传记。譬如作家出版社组织创作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已陆续推出了数十种。李洁非的《胡风案中人与事》、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案件调查》等也是对历史人物及其遭遇的一种深刻挖掘.。

　　回顾70年来新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特点，就是能够始终不渝地与时代同步伐，与时代和社会同向而行，及时记录和书写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思考在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下世道人心的变化和社会的暗流涌动。

　　同时，报告文学很好地充当了“文学轻骑兵”、吹号手的作用，站在时代大潮的前沿，站在人民的前列，发人民之心声，发时代之先声，预见到时代发展进程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疑惑，面对国家、民族、社会之未来发展走向进行深入的思考探析，提出了一些堪称真知灼见的观点和看法。

　　报告文学始终与社会与人民在一起，坚定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注国计民生，关注百姓关切，很好地发挥了文学参与社会生活推动时代发展进步的作用，彰显出报告文学这种兼具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文体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捍卫了报告文学的尊严。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报告文学在发展中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和需要提高与改进的地方，这主要体现在报告文学作家更多地重视新鲜事物的报告，重视抢抓题材抢热点抢抓焦点，而较少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文学性、艺术性的提升，忽略了对人物的精心刻画和故事情节的生动展开、对人心人性秘密的探究与追索和对思想内涵的深度挖掘，许多作品失之肤浅粗陋，有一些作品语言粗糙，表达乏善可陈。

　　时代大变革为报告文学创造了空前丰富的素材和题材，也提供了无尽的发展空间与可能，未来的报告文学必定是充满无限可能性、富于蓬勃生机与活力的一种存在，它将继续成为中国文学系列中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